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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在90年代开始个体经营,经历了理发店向连锁发展的时代,却依旧维持单店小本经营。
位于外滩后街元芳弄的“明丽美发”里,多的是这样从上海各区来的老主顾。她们多是50、60后已经退休的阿姨。
“30后也有。前两天来个老奶奶,99岁来烫头发,精神好得不得了,卖相哈好,儿子开车从虹桥带过来的。”
理发店的老板周明丽是70后,扬州人。1994年,她在附近机电局内部的理发室上班,后来单位取消理发部门,她就在附近借了这间店面,开始个体经营。店内还有3个理发师,两个是她妹妹,一个是她妹夫。
上海小店难做,租金高企,但周明丽在30年时间里积累了稳定的老主顾。这些老主顾从上班到退休,一只头都交给了“明丽美发”。
“十几年前,都是上班的客人,在后头催,急死人啊。现在伊拉自由了,随时随地好来,阿拉自家年龄也上去了,都相对慢下来。”
有条不紊是明丽美发的特色。虽然这里不执行预约制,但阿姨们从年轻时代的“打工人”到退休状态,变沉稳了,愿意等。
周浦阿姨11点到店,周明丽正在帮别人烫头发,12点才能轮到她。等待时间她就去附近逛逛。
江桥阿姨当天带着婆婆一起来美发。江桥阿姨是老客户,原先住在附近江西路,动迁后去了江桥,但回到元芳弄理发,是固定不变的习惯。
“阿婆肚皮饿了NG体育。吃点饭,不要紧的,像自家人一样的呀。”周明丽的妹妹说道。
中午时分,一位戴着淡染色墨镜的时髦阿姨进店,理发师在忙。她很自觉地去隔壁大壶春吃饭了。
征收前顺昌路上的和平美发厅也是这样。熟客们都是直接进店、坐下,⽆需多言。烫头发时,阿姨熟门熟路地拿起⼀包发卷放在⾃⼰腿上。她往后递一个发卷,理发师傅在她头上卷⼀个。
蔡壳(化名)一次经过的时候,没有负担地直接走了进去,“就是看起来没什么距离感的理发店,那种‘正经’Tony我感觉害怕。”
“一个阿姨带女儿来剪头发,老板一个人在忙,阿姨自己动手给女儿洗干头,还给小孩罩好了披肩布。然后开始和老板聊股票。剪头发58块,老板话不多,我不主动,他不开口,太完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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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了可以开口讲两句,不熟不用交流——这是i人(内向的人)理发的最佳选择。
也没有经营自己的“大众点评”,店名条目和寥寥几条点评,都是年轻一些的客人自发建立的。
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居民渐渐变少的区域,明丽美发的客户也很稳定。有早前在附近上班的人,也有原先附近的居民,他们靠着口口相传的古早传播模式,又带来了更多的客户,支撑起理发店的正常运转。
“老板娘不叫我们来,我们自己来的。”周浦阿姨是被自家姐姐推荐来的,姐姐在这里做了二十几年头,最初也是好朋友推荐来的。
周浦阿姨曾经也在文峰这样的综合店里办过卡,文峰之前NG体育,她在街边小店做头发——这是“明丽美发”不少客户都走过的理发路径。
综合店要推销办卡,街边单店在日新月异的上海生存空间狭窄。最终,那些不想被推销,又不想频繁更换理发师的客人留了下来。
店内一位中年男士陈理(化名),默默听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后,忍不住有话要说:“他们能够立足,我感觉很重要一点,就是人情味。”
陈理还没退休,随着单位搬到附近,他在“明丽美发”剪了五六个年头。他趁午休时间来理发。这里的每个理发师他都“认证过”,是可以交付自己头发的水平。
他居住在控江路一带,原先那里也有他“认证”过的理发小店,“认准过的人家都搬脱了,沿街店面,租金太贵,做不下去回老家了”。
综合店陈理也去过。“阿拉老婆办的卡,现在都不弄了。他们要推销办卡,而且一直换人的。不像伊拉这里,很固定。”
事实上,不少去过综合店的人,最终卡内余额没用完,就不想去了。“(每次)还要担心、应付伊拉推销。不想被伊捆绑牢呀。”
“其它地方不敢去剪呀。阿拉屋里门口也有发廊的,不敢剪呀。(新店进去)还要重新熟悉。发廊的人,也在一直变化。他们年纪比较轻,可能跟我们也不一定能契合NG体育。”
他莫不吱声走进店里,找到空着的那把椅子,然后戴起耳机开始玩手机,不问,也不急。直到周明丽的妹夫吃完饭走向理发椅。
洗剪吹只需要35元,单剪25元,染发两三百,烫发两百到四百元不等。即便店内没有价目表,老主顾都熟稔于心,也不担心被宰。
我们会发现它,是今年春节寻找“魔都年味”时,看到陕西南路一个小弄堂口挂着一串香肠。不成想香肠的主人没找到,却发现了弄堂口的这家理发店。
那一天,它像弄堂口的烟纸店一样,是“八卦”的集散中心。弄堂里的阿姨推门进去,开口就是一句:“侬晓得伐……”然后和正在忙碌的理发师分享了自己获得的最新信息。
店里的装修也维持在90年代的模样,角落的洗头池就像小时候洗头的样子,需要坐着、把头低下来,而非仰头式。
那是个体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年代,1980年代末开始,芳芳发廊、丽丽发廊、莎莎发廊、艾娜发屋、嘉美发屋、丽娜娅发屋等各种名字洋气的理发店开遍了上海各区,在1989年就达到了600多家。
那时30岁的陈程是头脑活络的小青年,他在国营理发店学好了全套技术,对于自己开店,心里不慌。
《文汇报》在1989年一篇《美发大战》的分析报道中指出:“国营理发店的美发师从早忙到晚,一月工资带奖金只有150至300元上下,而一个个体户美发师收入却起码在1000元以上。”
朋友给陈程介绍了陕西南路这个原本是烟纸店的店面,房租1000多元。那时对面百盛的脚手架还没拆,它要两年后才会正式开业。
即使没有商场加持,这一条弄堂也是相当热闹。卖鞋、卖报、卖碟的小商贩挤满了弄堂口。等到2000年襄阳路市场开出来时,马路热闹得天天像在排队,还给陈程多带来了一些“黄牛”客人。
当然,这样一家社区理发店,更多的客人还是周边居民。有住在对面弄堂的老太太,98岁了还走过来烫头发,也有105岁的老先生,走过来剃头。
“旁边再开家店,要做到我的生意也比较难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准的发型师。”
认准了,就有那种安全感,知道理发师会把你的头发弄成什么样,也知道,一次理发自己要付出多少钱。
陈程理发店同样没有价目表。“剪头发35,染头发100多,烫头发200元以上。老顾客都知道。我们没有套路。”
如果说1980年代末是个体理发店蓬勃发展的年代,那到了1990年代末就是综合连锁美发店大发展的时代。
1997年12月,文峰在上海开业,1999年,永琪成立。之后名发、名都、金典年代、华都等美发美容连锁企业纷纷开业。
陈程也去挤过闹猛,和朋友合伙开了“风范”,但最终还是让文峰永琪等收购了。
“自留地”曾经有好几个员工,除了陈程,还有他的徒弟。不过徒弟现在都走了。最得意的那个徒弟,通过技术移民去了澳大利亚。
30年的时间,也让他和房东成了一种接近亲人的关系,房租没有涨得很狠,“不过可能会拆迁。”
和陈程聊天的功夫,烫着小卷发的弄堂阿姨已朝玻璃窗内张望过几次。等到我们走出小店,憋着一股劲的阿姨爷叔们一下子“炸锅”了,弄堂热闹得像考试结束一样。
如果氛围足够值得信任,除了发型的故事外,更多是人和人的关系,人和人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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